由中年和老年小权威社会主义女性组成的官僚机构引入犯罪移民，然后放任他们，因为这对她们来说是对抗真正敌人——可能削减她们资金的纳税人——能够维持的最接近有组织的身体暴力的方式。

如果同样的官僚机构由年轻男性担任，就像过去的威权和社会主义政权一样，他们就不需要这个复杂的计划，可以自己直接招募不规则的组织准军事部队。但年长的女性在这方面确实无能为力。

大规模移民主要是老年人对年轻人的一种会计欺诈计划，但这无法解释官僚机构特别寻求、鼓励和纵容最糟糕的人所表现出的最糟糕行为这一特定的亚现象。

这里的目标不是通过会计欺诈来实现代际盗窃，而是公正的惩罚。

如果你真的和那些在这些强大机构中工作的中年和老年小权威社会主义女性交谈，大约两分钟后她们就会透露她们的内部共识是，她们正在与自己国家的同胞进行一场痛苦的生存战争。

他们的首要制度性动机是以任何必要手段严厉惩罚他们的同胞，因为他们的同胞犯下了政治不正确、顽固的农民的罪行。这有点像贵族责任的谋杀-自杀反转。

关于年轻男性、年轻女性，甚至老年男性（婴儿潮一代）的评论和分析充斥着讨论。然而出于对奶奶的残余礼貌，我们完全忽视了奶奶们已经变得比其他任何群体都更强大且不受约束。

典型的绝地心灵控制技巧，老一辈对年轻一代施加影响，竟然将可怕的风险规避治理、失控的“觉醒”等所有责任转嫁到年轻女性身上，而不是老年女性，在年轻人和老年男性的眼中都是如此。老年女性的逃避责任甚至比年轻女性更为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