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年和老年的小權威社會主義女性組成的官僚機構引進犯罪移民，然後放任他們，因為這是她們能夠對抗真正敵人——可能削減她們資金的納稅人——所能維持的最接近有組織的身體暴力的方式。

如果同樣的官僚機構由年輕男性擔任，就像過去的威權主義和社會主義政權一樣，他們就不需要這種複雜的計劃，並且可以自己提高不規則的組織化準軍事部隊。但年長的女性在這方面實際上是無能為力的。

大規模移民主要是老年人對年輕人的一種會計詐騙計劃，但這無法解釋官僚機構特別尋找、鼓勵和縱容最糟糕行為的最糟糕人群的特定次現象。

這裡的目標不是為了會計詐欺以實現世代盜竊，而是單純的懲罰。

如果你真的和那些在這些強大機構工作的中年和老年小權威社會主義女性交談，大約兩分鐘後她們就會透露她們的內部共識是，她們正與自己國內的同胞展開一場痛苦的生存戰爭。

他們的首要機構命令是以任何必要的手段嚴厲懲罰他們的同胞，因為他們的同胞犯下了政治不正確、頑固的農民罪。這有點像貴族義務的謀殺-自殺反轉。

討論中充斥著對年輕男性、年輕女性，甚至老年男性（嬰兒潮一代）的評論和分析。然而出於對奶奶的殘留禮貌，我們完全忽視了嬰兒潮一代的奶奶們已經變得比這些其他階層更有權力且不受約束。

典型的絕地武士心靈操控術，將所有對於可怕的風險規避治理、失控的「覺醒」等的責任，巧妙地轉移到年輕女性身上，而不是年長女性，無論是年輕男性還是年長男性都如此認為。年長女性的逃避責任的情況甚至比年輕女性更為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