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敘事認為，科學家因為資金削減而離開學術界，這實際上顛倒了因果關係。事實上，許多大學在任何預算削減發生之前，就已經選擇將研究資金轉向行政擴張和意識形態項目。 隨著實驗室面臨資源限制，專注於傳播、品牌和基於身份的倡議的辦公室卻大量增加。這些並不是意外的副作用，而是對機構優先事項的故意重新分配。科學能力的侵蝕並不是外部稀缺的結果，而是內部決策將官僚主義置於探究之上的結果。科學家們並不是因為沒有資金而離開——他們是因為這些機構不再優先考慮科學而離開。